张先玲是“天安门母亲”运动的发起人之一,她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附近头部中弹,年仅19岁。三十多年来,张先玲持续与当局抗争,要求还原真相、追究责任,但因此受到严密监管。
在六四死难者中,王楠被认为是最惨烈的案例之一,更令人震惊的是,他与中共高层有亲属关系,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邓小平当年屠杀的毫无人性。
评论员查先生披露,王楠的义父是中共前政治局委员丁关根,他也曾是邓小平的桥牌搭档。而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则是历史泰斗余英时的表妹,余英时特意提到,两人之间的亲戚关系。
在1989年6月4日的凌晨2到3点间,王楠在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。张先玲在信中写道,目击者称王楠倒下时用手比了个V字。令人痛心的是,救护车虽已赶到,却被部队阻止救治。更为凶残的是,遇难者的尸体被秘密埋在北京28中学墙外,直到6月8日才被挖掘出。由于王楠穿着军服,他一度被误认为军人,经过冲洗后才被送往一家小医院的太平间。
当时,各大医院的太平间已堆满遇难者的遗体,直到确认王楠不是军人后,公安才通知家属来认领。王楠仅是一个高中生,他在出门前对母亲说:“一定要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镜头,要伸张正义”,却没能走到天安门广场便重弹倒下。最遗憾的是,他的照相机被部队拿走,生命换来的底片再也无法找回。
余英时后来痛心地写道:“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野蛮政权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。”他回忆起王楠的甜美笑容,认为他根本不是中共宣传中的暴徒。余英时还提到了一位亲历六四的医生,在当天他所在的小医院里,数十名重弹伤者被送入,但没有一位成功抢救,原因在于戒严部队使用了残忍的开花弹,导致医生们束手无策。
王楠失踪后,丁关根派车帮助张先玲夫妇寻找遗体,并曾试图通过演出票安抚他们。可在一次演出现场,张先玲发现坐在前排的竟是李鹏,她情绪激动。
后来,张先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,成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重要核心。尽管与丁关根断绝往来,余英时也因得知真相而誓言不再回大陆。他将所有稿费捐给天安门母亲,致力于记录历史的真实。
余英时最后感慨道:“为了不让这个孩子的鲜血白流,我必须记录下历史的真实尽头。”他指出,王楠只是众多天安门遇难者中的一人,其他遇难者同样在亲人和朋友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。他总结道:“世界上没有比记忆更伟大的力量,而这种记忆正是大陆民主运动的最后保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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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非要到一个地方才叫中国?
那块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
– – 余英时
历经了文革之后的中国已是满目沧夷,…,他深知,中国文化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了,「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,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、只有计算,到处是政治挂帅,…,从那以后,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!」
1989年「六四事件」发生时,他公开谴责中共,并立誓从此不再踏入中国一步。他说,「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。」他认为,「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,因为中国真正的文化和价值观,已经被共产党所扭曲和破坏,…。」
他认为,若沒有相当的人文修养,是很难识破共产党的手法以及其背后的用意。他举胡适为例,胡适一生都不受共产主义任何影响,就是靠他的人文修养!使他能看清共产党背后的一举一动的用意!
也就是说,民主的基础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之上,而这个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文文化,以中国传统的说法,或者用儒家的说法,就是人文主义。西方的民主背靠着的文化,源自于希腊以来的自由、人权、以及文化的发展,若缺乏其背后的本质,民主将难以茁壮成长。 完成了民主的程序,加上人文的支持,与实际价值和运作的实践,人文和民主才会不流于形式。
无论政治、哲学、史学,大家都应对中共有起码的认知,才能对未来共产党方方面面的做派,有个应对!大家都能够一心一意的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,就能创造出不同的局面!然而,如果每个人都有无力感,主动变为被动,那么最终结果将是难以预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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